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要服从于应用,要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

                                                ——  黄昆

黄昆：“碰钉子”碰出了固体物理课

　　1941年我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推荐给吴大猷先生任西南联大的助教。系主任饶毓泰先生第一次接见我时就严肃地对我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就是钻研学问做研究。后来我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西南联大名教授很多。课也开得很多。我在一年中就旁听了六门物理和数学的课，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我听课很多，但是课后不复习，所以大部分没有懂，但仍旧得益不少。一是开阔了眼界，二是某几个方面不同程度地还是学到一些更深的知识，如分析力学、电磁理论，群论的一点入门知识。后来的经验表明，较广的知识只要概括地有些了解，遇到问题时就可能用得上，在用之中把它掌握起来。

　　莫特教授是我到英国投奔的博士生导师。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教授，但已出版了三本著名的专著，每一本的出版都标志着一个学科方向的诞生（原子碰撞理论、金属合金理论、离子晶体中电子过程）。正因为他有如此广阔的成就，我初和他接触时十分惊奇地发现，他只对他当时研究的问题感兴趣，和他谈更广的问题他不感兴趣。我后来才领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专注的治学特点，才使他能在十年之中在几个不同的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他治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尽管他有深厚的数学理论修养，但最善于抓住问题的物理实质提出形象的模型，以最简单的数学方式概括结果。他的这些治学特点不能不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但也无可讳言，长时期习惯于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研究的问题上，也给我带来很明显的局限性。

　　在英国时，在我的心目中，主要研究固体的除了我所在的布列斯托尔大学就是爱丁堡大学的博恩教授。所以获学位后就到他那里访问半年。博恩教授不仅是晶格动力学的创始人，而且这个学科几十年的研究进展大部分是他自己和他的学生完成的。没有想到，我的这次访问最主要的结果是他建议我与他合作完成一本以量子理论为基础的晶格动力学专著。写书的工作从1948年开始一直延续了三年，到最后时期，如果不是有约在先，已经很不想写下去了。这是因为当时这远不是一个热门，我想书出版后，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看，过两年也就会停版了。没有料到，由于固体物理学全面大发展，这本书成为一本标准专著，过了25年出版社才决定停版，而且过了三年又根据科学家提议，再次出版。这真是万万想不到的。

　　我于1951年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直到1977年，前后26年主要是教课。最初教了两年普通物理，以后开了两门课，一门是固体物理，一门是半导体物理。早在刚回国后为上课做准备时，做过一次试讲，45分钟的讲课就被助教提了10条批评意见。院系调整后，特别强调教学要十分认真，所以当时我教普通物理，每周上三次课，备课足足要用50到60小时。这虽然有点过分，但是经过两年，确使我对课堂教学讲求效果获得了不少锻炼。现在听别人作科学报告，事先没有下功夫，让人听不懂，就会想到课堂教学的锻炼很重要。

　　我开设固体物理课是从碰钉子开始的。我初回国时正值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系里要我和当年三名研究生商量，给他们开一门课。因为我在国外时研究的主要是固体的问题，我建议讲一门固体物理。他们听过介绍后干脆说，听起来这个课没有啥意思。首次开固体物理课的尝试，就这样碰了壁。其实这样一门课应主要包括什么，我也不清楚，还是以后，经1953年至1955年，先后给几个研究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人员两次讲课，并结合专业建设才形成了一门比较系统的大学课程。半导体物理课的开设更是没有蓝本可以遵循，连综述性的文章当时也很少。所以第一次在学校开课，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王守武、洪朝生、汤定元和我各依据自己熟悉的一点知识讲九个学时拼凑起来的。回顾起来，开设这两门课最大的受益者恐怕是我自己。

　　我在北京大学的年代中，基础研究由于种种干扰始终没有搞起来，我的研究生涯中断了近30年。1977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这时身在研究所不做研究道理难容。但是，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自己年龄已近60，研究工作怎样才能做得起来呢？我当时想，科学家老了会掉队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知识老化，特别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跟不上发展；二是由于地位容易脱离第一线的具体工作以致自己原来的老本也会逐渐忘记。我要把几十年基础理论的发展认真地补上恐怕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拿定主意，承认这个局限性，只去做自己能做的问题。但是要坚持自己动手做第一线的具体工作，我这样做已十多年了，总算多少做了一点工作。